根据年度重点议题安排，4月上旬开始，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组成专题调研组，先后赴政法委、法院、司法局、社会治理中心等相关部门及陶朱街道等部分镇街开展调研，通过实地察看、座谈交流等方式深入了解我市诉源治理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，分析研究对策建议，形成专题调研报告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近年来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诉源治理工作，以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为指引，聚焦社会治理创新和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，加强县域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，诉源治理工作取得一定成绩。2020年、2021年、2022年实现诉讼收案三连降，诉源治理工作获得省、市级等领导批示肯定。但我市的诉源治理工作仍然任重道远，万人成讼率仍在高位运行，2022年我市万人成讼率为89.07件/万人，离绍兴的目标任务（80件/万人）还有较大距离，某些重点领域矛盾纠纷仍然多发易发，与“枫桥经验”发源地的地位还不相称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（一）主管责任意识有待加强。对诉源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尚未形成统一认识，目前虽将万人成讼率纳入平安考核，诉源治理工作未直接纳入岗位目标责任制考核，万人成讼率相应考核分数在折算后占比很小，导致镇乡、街道重视程度不够，没有真正形成部门、镇乡协同发力、同步推进的格局。案件矛盾根源所在地的镇乡街道、部分职能部门未能发挥源头治理作用，例如，涉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的小额工程类纠纷仍依赖生效法律文书的强制执行，导致收案量居高。

（二）调解配套机制不够健全。类型化、专业化纠纷的调解组织仍不健全，专业性行业性调解组织间发展不平衡，效果各有差异。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问题：一是部分高频纠纷的调解委员会力量薄弱。如物业纠纷调解委员会成员仅3人，对于年发生量在数千件的物业纠纷来说，力量严重不足，且目前物调委仅受理物业费纠纷，不处理除物业费外的物业服务合同纠纷；又如家事调解委员会成员仅1人，缺乏辅助人员。二是部分高频纠纷因无对应的主管部门，未建立专业的调解委员会。如民间借贷和买卖合同是收案第一第二位的纠纷，两者相加占一审民商事案件的1/3，但目前没有相应调解委员会。三是调解激励资金保障不到位。根据市政府出台的《关于进一步激励关爱人民调解员的意见》，大概测算需要调解激励资金500多万元，但2021年仅保障了350万元，2022年280万元，政策得不到落地保障，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得到极大的影响。

（三）非诉解纷机制有待完善。群众有纠纷仍然倾向于选择法院、诉讼途径，对调解、仲裁、公证等非诉程序认同度较低。三级社会治理中心631机制还需完善，分层过滤机制有待深化，村级治理中心化解纠纷少，镇级治理中心作用不明显，631功能倒挂的趋势明显，作用尚未完全发挥。

三、对策建议

（一）完善顶层设计，健全诉源治理工作格局。建议建立市诉源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推进全市诉源治理工作。研究制定更加科学的诉源治理考核评价体系，健全完善“一把手”抓诉源治理工作机制，将诉源治理工作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，真正把诉源治理主体责任压到实处，形成“党委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治理、社会共同参与、司法推动保障”的矛盾纠纷多元共治新工作格局。

（二）强化工作保障，推动矛盾实质化解。一是完善调解组织建设。对于民间借贷、买卖合同、加工承揽等占一审民商事收案大头且无对应的主管部门的纠纷类型，设立专业调解委员会，同时将此类矛盾纠纷以及物业、家事纠纷先行分流至镇乡街道，保障一次调解到位率和成功率。二是配强调解组织力量，完善培训、调解指导、考核奖励机制，解决调解员待遇保障资金落实问题；发挥天平调解室作用，不断提升非诉化解、诉前调解的作用。三是完善劳动人事、劳务纠纷多元处理机制，统一裁审法律适用标准，统筹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劳动者权益，构建和谐劳动人事关系，以达到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、提升仲裁、司法质效，减低社会治理成本的目标。

（三）完善工作机制，健全分层过滤体系。坚持强基导向，全力推动建立健全属地纠纷镇街解、专业纠纷行业解、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党委综合解的分级分层非诉解纷模式。深化枫桥式共享法庭建设，依托“浙里兴村（治社）共富”应用，压实镇村主体责任，推行首调责任制，真正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和萌芽状态。

（四）聚焦重点领域，加强源头预防。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源头治理，对金融、保险、医疗、物业、建筑房地产等专业性行业性矛盾纠纷，要形成以行业或企业内部消化为主、行业专业调解或仲裁为辅、诉讼托底的源头治理模式。同时，行业主管部门要从源头上寻找矛盾纠纷的成因，规范行业行为和制度，从源头减少矛盾纠纷的发生。

（五）深化数字改革，推进诉源智治建设。坚持以实战实用实效为导向，针对诉源治理现有问题，加快推进“数智枫桥”诉源治理应用开发建设，尽快上线运行，实现跨层级、跨地域、跨系统、跨部门、跨业务的共享协同联动，为提升诉源治理效能提供有力支撑。